早上读了社会救济金，到底多少钱才够？这篇文章才发现原来类似“廉租房不用修厕所”的狗屁言论德国那边也有…根据我的经验，每日4.25欧元在武汉都不一定能“绰绰有余”的活下去，更甭提高消费的德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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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正好有一篇相关的老文章(1995年)，讲的是一位德国地方女记者自我尝试只用救济金生活一个月，让我们看看她到底过的如何吧…
七天以前我有钱了，但我并不知道。我毫无顾忌地为剧院、冰激淋花掉了48.5马克，很简单，只因为我对此感兴趣，然后我还不必有丝毫的节省。
这个星期以及未来3个星期，我每周只能为餐饮付65马克，平均每天9.28马克。这一个月我都是靠达姆施塔特市(Darmstadt)给我的救济金生活。我想知道，用这样少的钱是否可以生活，如何降低一个女编辑的生活水平，怎样改变我对勤俭的认识和体会。不舒服的感觉随着放弃汽车而出现：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不可以有汽车。我登上了自行车．希望在这个月不要经常下雨。
特克拉(32岁)、贡德伦(36岁)、克里斯蒂娜(36岁)和安德蕾阿(30岁)可以用她们的长期经验补充我的短期印象。达姆施塔特大约有13.8万居民。其中5516人靠社会福利局(提供生活补助或特殊困难补助)的资助生活，这4位单身母亲也在其中。1993年这一数字增加了30％，其趋势还在增长。很多(38.9％)接受社会救济的人是因为失去了工作位置而靠“支持”生活。第二个常见的原因是“家庭赡养者去世”，特克拉和她的朋友们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 外还有离异、学习和拘禁。
消费计划
当我从银行帐户上取出521马克时(附加的55马克服装费应留作备用)，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使用这笔钱?我首先抽出一个“家长”成独自生活的接受社会救济者所应缴的电费。身体保养、洗衣粉、洗涤剂、电话费、修理费及文化生活都放弃了，只是每周有65马克用于餐饮。面部保养需要8.32马克，要买的东西有香波、 面霜、肥皂和牙膏．确实不能再少了。
我学着用批评和分析的价格眼光观察超级市场的货架，注意大减价和便宜的商品。我不久就发现，有目的的采购、比较价格以及用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把东西运回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时间是接受社会救济者唯一不能故弃的。
安德蕾阿、特克拉、贡德伦和克里斯蒂娜收集所有能够得到的特价商品广告，从中列出—个购买单子，她们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在信箱上贴上“禁止张贴广告”的条子，或者注重生活用品的质量，因为好的商品价格很高，如果一升牛奶不是通常的1.19马克或
0.99马克，而是0.89马克，安德蕾阿就会买上10升储存起来，给3个孩子做很多牛奶米饭，克里斯蒂娜也会冷冻储存大量的肉末。
这种形式的救济节省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第一次星期采购时，我买了价格良宜的罐头食品．贡德伦对此程不理解，认为我的罐头扁豆汤简直是一种奢侈。“这种汤可以一次做很多，然后根据需要食用。如果两天后全家人都吃腻了。还可以把它冷冻起来。”
安德臂娜说，接近月底时，常常是全家4口人每天只能有10马克的预算丁。桌上只有煎马铃薯、鸡蛋和酱汁。在紧张的日子里，贡德伦一家只能吃冷餐(夹心面包)了。“为什么在钱用完时还有那么多日子没有过去?”这些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们叹息道。
我的重要食品是麸麦面包、罐头肠、汤、红烧牛内、酸奶、香蕉和苹果，饮料是“大众香槟”和矿泉水。在编辑部喝下午茶时，我用野蔷薇果实茶(99芬尼25包)代替了咖啡(50芬尼)。每一天我都非常强烈地渴望从这种必须节俭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极想 马上在街头咖啡厅买—杯康芭妮鸡尾酒或一杯鲜榨的果汁，但对这种一时冲动的欲望绝不能让步。
脱离正常生活
我用新的目光来看达姆斯塔特城市。那里—方面有5马克一件的T恤，廉价市场和特价商品，另一方面是我迄今所习惯的、需要有足够的钱去挥霍的生活，我现在对这一方面已不去注意，因为我在那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我能买得起的东西。我感觉到我已经脱离了“正常”的生活圈子。
四个星期的自我尝试时间太短，但是我的衣柜是满的，它能使我想到那些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们如何使用每月55马克的服装补助。55马克是她们从老人到婴儿在城市中一切开支的总数。这笔钱只能用于服装方面。因为50年代制定、60年代初实施的社会救济法——直只是为了解决临时困难，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申请增加服装补助：迅速消瘦的人，临产的妇女或刚刚刑满释放缺衣少物的人。
如果我把55马克留到下—次季末大拍卖，就完全符合社会福利局的意愿了，也就是应该用总结算的方式提高接受社会救济者的经济思想。我到底可以在哪里买到价值55马克又能被我所接受的衣服?在旧货商店吗?
休闲?免费?
我们5个人坐在达姆施塔特的一个啤酒园中，我们的谈话围绕着休闲、节日和娱乐。28天的自我尝试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可以更好地想象到，贫穷会逐渐使人变得孤独。谁要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无法邀请别人，那么他也不会被别人邀请。好天气的下午安德蕾阿、特克拉、克里斯蒂娜和贡德伦总是聚在这个啤酒园中，在这里不需要消费，孩子们可以在—个未离开母亲视线的游戏场中玩耍。贡德伦把带来的茶和果汁分给大家，孩子们想吃冰淇淋，当他们听到“没有钱给你们买冰淇淋”时，很快就毫无怨言地屈服了，因为他们太相信这句话了。
在这4个星期内．我做的事情要比平时少得多。以前用在电影院或者饭店的开支都从我的预算中取消厂。有好几次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看电影节的免费电影。或是填饱了肚子喝足了水(以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去参加民间节日和听免费音乐会。我对休闲的经验同那4位母亲一样。接受社会经济的人避免参加需要消费的活动，而只是拜访亲戚朋友．去游戏场．游泳，并同电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每逢庆祝生日时．4位妇女从不由自己全部款待客人。而是等着客人们自带东西来。在参加民间节日之前，安德蕾阿同孩子们商量，让他们平分—根香肠。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窘况，她在托儿所里声明，她拿不出70马克为她小女儿的生日买蛋糕、礼物和冰淇淋，她只有—个自己烤的蛋糕。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她抱怨说，尽管在“Aldi”(连锁商店，所售生活用品大都比较便宜)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同样的东西。学校还是因为要“一致”而要求学生们买指定的名牌商品。但是要购买老师按照中等收入水平推荐的所有东西，到月底她就没有钱糊口了。有些教师是想不到这些的。
还有三天，两天，—天，唯一的一天。今天一切都确实过去了。我感到有些奇怪，编辑部的同事们比我更加渴望结束我的自我尝试，因为他们看够了我那简单的午餐了。饭桌旁谈话的内容从现在起不再围绕着社会救济、味道、Aldi的面包以及达姆斯塔特的廉价市场，I而是那些涉及到我的职业和私人生活的话题了。这4个星期中在我身上甚至出现了有些以往我所不熟悉的吝啬的习性：在把衣服扔进洗衣筐之前尽量地多穿几天，关掉屋内每一处没有必要的灯光，丢掉过去爱好逛街看橱窗的习惯，再次穿起已经挑出来的旧衬衣和旧辨子。有时在不应出门消费的晚上，我就在电视机前度过。最后一天，我一时冲动地把最后几十芬尼作为小费慷慨地送给了友好的服舞员。
长期影响
我的自我尝试确实是成功的吗？不。因为我现在知道，如果—个不是接受社会救济并像我一样有工作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设身处地去体晾他们。我可以干脆把修理、购衣或理发推迟到下个月，在紧急情况我还可以得到财政上的帮助，真正的穷人是没有这种放心的安全感的。
不！因为这种尝试反映不出长期的贫穷生活。许多接受社会救济的人没有亲戚和好朋友，他们不得不受苦受难，大多数人都负债累累，只有那些极为遵守纪律和俭朴的人才能忍受住贫穷的困境。然而纪律和俭朴并不是消费社会中被社会所赞许的美德。
是的，对我来说是的。我将会有价格观念，并用批评的眼光去采购，因为我知道了许多价格便宜的市场。
521马克是太少了，它确实不允许人们享受奢侈的生活．社会救济还将继续减少，太可怕了。
佩特拉·诺伊曼一普利斯塔
(Petra Neumann—Prystaj)
摘自:《议会》，1995年8月11／18日
老K的话：那年头马克与人民币的比价是多少来着…话说回来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拿2000多块在我们天朝可是只有公务员才能享受的待遇啊…
要不您再点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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