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国内著名日尔曼语言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先生2002年为庆祝张威廉先生百岁寿辰而创作的…特别在此扫描发出,希望对各位同仁有所帮助…如果侵犯了原作者的利益请通知本人(kopykawai@gmail.com)…
庆祝张威廉先生百岁华诞(代 序)
张玉书
德语在中国是个重要的语种.在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前辈本来人数就不算多,如今纷纷作古,剩下的已寥若晨星.张威廉先生便是这耀眼的星座之一。我们今天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庆祝他的百岁华诞.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一批批学生有机会听张先生亲自授课,直接受他的教诲,但是更多的学于却是间接受教于张先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之一,张先生作为翻译家教导的学生远远越出南大的校墙之外.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也从张先生的译著里汲取许多滋养,获得很多教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全都是张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们并未在南大注册入学,也并未在张先生的堂上听讲.
从十九世纪末起,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已经开始,可是介绍过来的德国文学作品却少得可怜.这是因为学习德语的学子人数少，据说是因为德语难学,更多的是因为中德两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政治形势和相互关系.学过德语的人大多从政、行医或在理工方面发展.因此,当我们在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德语时,要教材没有教材,要资料没有资料.是老一辈的先生为我们拓荒开路,让我们学到了必要的语言知识,张先生的语言教学和科研成果就像是铺在我们前进路上的一块块方砖,一块块石板,大大有助于我们掌握德语这把开启德国文化宝藏的金钥匙.
张先生的一生给我们以诸多启示.作为一个日耳曼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富有实践经验的德语教师,必须在掌握德语方面是学生的榜样.我们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学与科研互相促进.在这方面张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出色的榜样.他从1934年开始执教.由于历史原因,张先生没有机会出国深造,但是他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锻炼自己运用德语的能力,加深自己德语的理解力和翻译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德语教师,半个多世纪来,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高水平的德语工作者.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放在教学中,使学生获益,促进了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这是张先生大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大学教师的最戈贡献.中国日耳曼学界,如今绿树成荫鲜花遍地,作为开山鼻祖之一的张先生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
尽管张先生自己对此的总结只有这样简短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我在南大德语专业自低年级至高年级,自语言课至文学课.自选修课至研究生课,都承担过,自愧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可讲.”但我们知道这段话的分量有多重.要开出这些课程,没有多方面的才能是不可能的.张先生实际上以自己的行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德语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从语音语法词汇,听说读写,中德互译,到文学知识,文化知识,历史概况都需要有坚实广博的普遍基础,还要有专门侧重的研究领域.而他在多年教学过程中总结的经验虽然简短,然而中肯.
张先生结合自己学习德文的经验,希望学生背诵一些德文诗歌,”因为诗歌有其自然的抑扬顿挫的节奏.能有助于说话流利.”一般人主张在实践中学习说话,在和外国人直接交往中学习说话,甚至主张在国外留学时学习说话,但是他们往往忘记一个事实,并非时时刻刻都有实践的机会,外国人也并非时刻都在你的身边,在你身边也未必都愿和你交谈.十几亿中国人,学习过德语和正在学习德语的人少说也在六位数,不可能人人都出国留学,即使身在国外也不可能成天和德国人练口语.张先生是过来人,他没有出国深造,却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朗读和背诵.经验之谈,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关于德语教学法张先生也有精到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
1.张先生主张”语法翻译法.”从六十年代起,”教育革命”在外语学科折腾来折腾去,就折腾这教学法.一会儿从外国引进的直接法被说得神乎其神,不讲语法,反对翻译,一会儿又强调外语教学的”政治性”,全然忽视科学性.针对这些偏颇的论点,张先生提出他的”语法翻译法”,他那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便是他多年成功的教学工作.他童年时遇到一个老师,课文讲不清楚,学生的疑问解答不了.他很不满意,下决心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后来教学时,总要求自己把课文或学生的疑问解释清楚.”而要做到这点,怎能不讲语法,不进行语言对比?
2.与此相连，张先生针对眼下新兴的学科”作为外语的德语”指出,”外语教学法还要因学习者不同的国籍而不同,用来教英法人的教学法、教材和教师,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学生.”别人因为课堂里坐着不同国籍操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因而在教学中被迫不作语言对比,我们现在教室里坐的全是中国学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突出中德语言对比?有什么理由不针对中国学生的特殊困难进行教学?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张先生便已经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德国文学的文章.表现出精湛的学识和深邃的见解.倘若假以时日,定会有可观的科研成果问世,推动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可惜五十年代文学批评风气不正.棍棒乱挥,帽子瞎扣,不少学者不求闻达,也不愿惹祸,便噤声不语,封笔自保.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张先生却并未因此辍笔,而是转移阵地,从事译述,把大量德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民主德国的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填补了文学介绍的空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也成为一代青年学予学习的榜样。
张先生在评论德国汉学家时也表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原则和对翻译家的要求.”福尔开是德国本世纪前半叶著名汉学大师……. 青年时代曾在北京使馆及各地领事馆当过翻译,……有扎实的汉
语实践基础.””他的译作是相当严谨的.”在谈到汉学家洪涛生时,张先生对他的成就和贡献也给以充分的肯定,尤其对洪氏关于翻译的以下见解特别表示赞同:”和以前的翻译一样,我这里也是逐词翻译的,不加增删.”张先生对此发表意见:”我认为,’逐词翻译，不加增删’两语,确是翻译的要旨.”张先生接着指出,可惜发表这一精辟论点的汉学家洪涛生自己在实践中却未能做到这点.
张先生对汉学家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警告.当译者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初通语法,抱着字典,似手就已经可以进行翻译,若有译文发表,便自以为是翻译家,不知道翻译家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以张先生提到的两位很有成就,贡献良多的汉学家为例,他们虽然在向西方传播中国古典戏剧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们的译本中也有一些误译漏译之处.倘若他们汉语的功力更上一层楼,这些缺陷应当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避免,他们的译本定会更加完美.张先生举出若干段落,逐一说明,令人信服.
我们从张先生的这些论述里,可以得到以下教益:
第一,翻译家必须以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为己任,学无止境,学习外语尤其如此.切不可望文生义,信笔胡译,更不可胡乱增删,必须对原作负责.
第二,翻译家必须继续提高母语的水平,切不可自以为早已精通母语,无需再学,以至于无论翻译什么,译文总是一个腔调,一副面孔.张先生特地引用别林斯基的一段话,强调自己的这一论点:”如果普希金译歌德,我们也要求他让我们看到歌德而不是看到他自己的作品.”真正的翻译家的任务不是借别人的作品显示自己的优美文体,而是极力再现别人的风格.正因为别人的风格因人而异,译者必须以相应的不同风格来完成任务,而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不离其宗的态度,强迫原著适应译文.
几十年来,张先生便是根据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而张先生几十年来发表的大量译著更像为我们开启的一扇扇天窗,让我们看到那些在莱茵河畔、易北河边、波登湖滨领略绮丽风光享受宁静生活的德国民众,曾被骗走上铺满鲜花的歧途,或被逼走上远离故乡的前线,在罪恶的战争中充当凶手或者炮灰,或埋骨异域,或伤残而返,怀着迷惘和无奈,让我们看到当年柏林城下的硝烟战火,汉堡街上的激烈巷战,听见冲锋队员歇斯底里的狂吠怒号,也听见红色阵线的慷慨悲歌,德国人民经历的痛苦和灾难,他们受过的欺骗,走过的弯路,看到德意志民族为人类作出的贡献和为人类造成的灾难,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屈辱.通过张先生的大量译著我们发现,在德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不仅有云遮雾障的魔山上无病呻吟憧憬死亡的淑女绅士,还有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工人和在集中营里受到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加深了我们对德国的了解.张先生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言传身教”.老师的文章学问,固然影响学生,老师的人品风骨,对学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二十世纪战乱频仍,多灾多难.张先生在狂风暴雨之中,傲然挺立,犹如山岩上的苍松,惊涛中的磐石,不谄上媚俗,不消沉彷徨,不说违心话,不作违心事,保持学者本色,忠于教师职责.几十年如一日,不懈怠,不沮丧,摆脱名缰利索的羁绊,追求理想主义的境界,凌驾于尘世的利害得失之上,神游于崇高的精神王国之中,怡然自得,潇洒不群.在物欲横流的狂涛也波及学术界,追名逐利之风使精神猥琐的文人墨客低头弯腰,竞相效尤之际,张先生的人品风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庆祝张先生百岁华诞之际,我们由衷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